为什么一些国家和社会越来越富有，而其它国家和社会却始终处于财富的底层呢？这是经济学悬而未决的重大问题之一。有许多基于地理、气候、文化或历史差异等方面的假设。而我却有另外一种解释：不安全感，它源自于一种担忧：即如果你停止辛勤工作，一些人或一些事会随之而来，并夺走你所获得的东西。

第一个例子就是美国。它始终在为其经济和军事霸权所面临的威胁烦恼，有时甚至有些歇斯底里。与丧失领导地位有关的每一种新的担忧——尽管被过份夸大——都会引起民族自省的发作，并带来衰落即将临近的预言。

这种烦恼会导致下意识的保护主义。更多的情况是，这刺激美国人取得了新的成就，使其经济不断进行自我更新。许多产生激励作用的事件被迅速遗忘，证明在一个民族自我复兴的天赋中，短暂的集体记忆并不重要。上世纪80年代末的时候，曾有人担心日本将如何“买下”美国，而今，又有多少美国人还记得当时的苦恼呢？

在亚洲，焦虑也是一个重要因素。担忧——特别是对于缺乏自然资源，以及在地理、文化方面被孤立的担忧——起到了为日本经济崛起提供动力的作用。在80年代初访问日本的时候，我曾一次次地被打动：在许多日本人看来，日本的成功是多么不稳定；而在他们的国家已经成为富国之后，为了实现工业进步的神圣使命，日本人又是那么长期而无私地牺牲着个人的生活质量。

在那以后，情况在不断变化着。经过多年之后，三年前我重返日本，问日本朋友，在经济渡过了最糟糕的时期后，当下重要的国家目标是什么。他们当时说不出来什么，但表示，他们自己的目标就是更好地享受生活。我当时意识到，这个经济体正趋于成熟。

普遍深入的不安全感，以及对外国人明显不信任——在国防领域这在一定程度上是正确的——也帮助推动了韩国的工业化进程。尽管1997年至1998年的经济危机使其遭受重挫，但民族多疑症以抵制外国人的方式延续了下来，这些外国人在韩国经济跌至谷底时在那里投资，从韩国的不幸中获益。

在中国，另一种担忧在推动经济增长方面起到了作用：其领导人在政治上的合法性，靠的是人民生活水平能否迅速提高。对于他们来说，导致民众普遍不满的经济突然低迷，简直是一场噩梦。这种担忧并非大国所独有。新加坡对于新增长来源和就业的狂热追求，也反映出了类似的担忧。它还知道——与瑞士一样——其繁荣在海外树立的自满形象，几乎没有为自己赢得可以在困难时求助的朋友。

诚然，并非所有在经济方面成功的国家，都被焦虑所困扰。澳大利亚实现了繁荣，尽管它是个“无忧无虑”的国家。但长期以来，丰富的自然资源也缓解了对其经济弱点的担忧——尽管生活无疑比以往压力更大。印度正沉迷于迅速的增长，及其经济可以在国际上竞争的发现。但另一方面，因为印度在经济方面的成功太过异常，以至于它依然习惯于忧虑。

在亚洲多数地区，国家在不安全感方面的疑虑扩大到了个人身上。微薄或根本不存在的社会保障，在很大程度上正是该地区高储蓄率的原因所在，而这也为该地区经济增长提供了资金。即便身为亚洲最富有的经济体，香港和新加坡仍然没有提供失业保险计划，而它们的信念就是强制人们自食其力，驱策人们努力工作。只要所有人都有自我牺牲精神，并且真的有自我改善的机会，这就是可以容忍的。

从北京到新加坡，对于亚洲各国政府而言，一个日益突出的挑战，就是这种社会契约正处于极大的压力之下。增长不再解决所有的问题，高技能工作获得的回报越来越多，加剧了城市内部和城乡地区之间的收入不平等。许多亚洲国家因这些趋势而萌生的政治忧虑能否再次带来解决方案，我们不得而知。

对于那些焦虑推动型的经济体而言，另一个大问题是，它们往往会因为全神贯注于一个狭窄的国家目标而变得眼光短浅，无法看到隐藏的危险。在那些政府集权设定目标、而又不想进行重大政治变革的国家，这种风险特别大。

日本权力巨大的官僚主义者一直忽视资产泡沫，待到发现它时，为时已晚。泡沫在90年代破裂后，该国经济坠入了长达10年的通货紧缩。韩国的工业发展规划者未能发现被高估的货币、虚弱的金融系统和不稳定的企业债所面临的风险，而正是这些因素将其经济带入了低迷。在中国，一方面是日益增加的经济自由化，另一方面是当局对政治言论的压制，面对二者之间的紧张关系，中国政府难道真的看不出其中的全部暗示吗？

但是，民主的多元化社会也不一定就有远见。如果美国政客们少花些时间对中国的汇率夸夸其谈，更多地考虑如果美元的外国持有者厌倦了为美国的消费提供资金，结果将会怎样，那么，美国经济的未来看上去会更加有保证。这，才是他们此时此刻需要为之担心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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