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长一段时间没有想过会有什么事激动我写这样的文章，今天看了魏城先生对温铁军先生的采访，实在是郁闷得慌，想写些字，并愿意在网上具名评论。说实话，我对温先生的人品才识是十分佩服的，90年代初就在搞过政策研究的母亲的介绍下阅读温先生的文章，并在一些研讨会上上聆听过温先生的声音。不过，今天看了他在极短时间内所进行的思路清晰、远见卓识、穿透力极强的访谈，我总有一种难以用语言来表达的郁闷，也许在温先生那可以旁征博引、逻辑严密、说服力极强的陷阱反思，配合他忧愤的情绪，让我感到了某种熟悉的潜在偏见，而且是历史上似曾相识的理论性极强的、又貌似真理、有御责倾向的偏见，这种偏见也许影响了政策的制定，就更增加我的忧虑，以至几乎颠覆了温先生长期在我心目中的美好印象。当然，真希望我的中文用得不那么过分。

德国诗人席勒有一句引起过无数知识分子共鸣的一句话：我们被绑上科学的列车飞速地奔向死亡！在 80年代末看刘小枫的《诗化哲学》时，所引用这句话作为开篇竟是让我当时是如此震撼，我至今也认为其深具意义。所以，当我听到现代化陷阱时，早已不觉诧异了，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已经有更多和更好的理解，比如凯恩斯所说的”长远来看，我们都将死去”，又如海得格尔所言：“人是为死亡而活着”。

由于一直比较乐观而超脱，我在几所大学兼职讲课，穿插在国内的各种论坛和研讨会，见缝插针发表自己可能比较另类的观点，参加了很多人大、统战部门组织的各类调研活动，特别是近两年的城乡统筹和新农村建设的调研。加之我喜欢满世界乱跑去开眼界，也不乏田园牧歌式的浪漫情怀，又游离于体制之外，对很多事情的见识，我也并不认为会肤浅。所以，提出观点之前，我想先提出几个问题作导向，来检验自己对中国城市化观察和认识的价值导向是否具有长期合理性，以避免自己的偏见。

* 从人类的角度来看，为什么在世界历史进程中会出现城市化（现代化）这个问题或是概念？

* 中国在历史和全球的格局下需要城市化（现代化）吗？

* 中国城市化政策研究者和制定者提出概念和付诸实施的时候，是否有系统而长远的预计和政策机制设计？是否取得国民广泛的共识？

* 今天中国快速的城市化进程的结果在历史和全球范围内应该如何比较？

* 如何在中国历史和文化的背景下，判断城市化效果的优劣？

* 什么样的标准才是成功的城市化？贫民窟的出现是否就可以否定城市化的成功？

* 在城市化进程中，时间的意义是什么？

* 中国能否在城市化进程中，避免贫民窟的城市化病？

* 与过去甚至是昨天相比，我们的生活是更好还是更糟？如果更糟糕的话，原因是否主要是城市化带来的？

* 如果中国的城市化是一种现代化之祸的话，祸根在哪里？

* 城市化、现代化也许真的没有那么好，我们是否需要一个教训来反思？

因为存在某种程度的无知，我没有能力逐一来反驳我所尊敬的人的观点，单纯看待温先生的每一个观点，它都是正确的，然而，这些观点通过现代化陷阱的逻辑组合后，就变成了系统化的偏见。我只想非常鲜明的表达自己在中国城市化进程的价值取向：在更高更远的层面上，中国的城市化是一个全球背景下的文化和历史都很特别的一个民族的历史进程，这种选择的背景机理是如此的复杂，以至于最早的设计者的反思都充满了矛盾和怀疑，而它又是如此简单，就这样无可避免和难以预料的发生了。它是那么的不如人意，以至于像我这样从受益者也感到周围环境给我带来的深刻的不幸福，但它却给更多的人带来更多的希望和可能改善其境遇的思考和机会。至于利益集团绑架城市化，根本的症结不是利益集团，因为城市化的巨大机遇必然产生利益集团，而是如何产生和制衡利益集团的机制根本就没有。

改变！也许是中国过去30 年最需要的。只是没有更大的智慧、更长远的计划和更好的机制，把这样的改变引向更好的方向。然而，这不是改变本身的错，更不是城市化、现代化之祸，也许是城市进程的设计者、经营者们的失误，也许是影响政策制定的具有治国平天下理想的士大夫型的知识分子的过错。这也许是我们找了100多年的路，至今没找到的原因之一，因为我们认为脚下的路不是路，或不是自己的路，更不是最好的路，最后，谁都不知道要走什么路。

这几年的经历和感悟，使我对精英误国、老成谋国有很深的感受，结合数据貌似真理的中文词藻配合忧国忧民的情绪，是那样让人容易感染迷惑与偏见，作为独立和单纯的学者，温先生有这样的见解和声音是没有问题的，问题在于影响政策咨询的机制，在知识权威和偏见本身的完美逻辑面前，变成可能误导决策者的情绪和选择。我们目睹的历史和现实，总是在士大夫精英的实事求是又远见卓识基础上，辅以数据详实的技术性调查研究和分析，并在配合决策者深思熟虑与成竹在胸的互动中，最后是如何变成一种难以克服的自负和鲁莽，把中国人的创造力和中国文化的弹性窒息在极为狭窄的范畴，长久地失去了自我主张自己命运的能力。如果城市化现代化是祸害的话，这是最大的祸源之一。因为中国的独特的历史总是在专制、士大夫精英理想与农业社会思维的融合互动中，进行着大乱又大治那精彩但却是恶性的循环。

我也不喜欢中国式的城市化，它是那么的必然而无奈，确实也是没有现代化思维的城市化，但必须肯定的是：现有体制选择下，所能做到的最好的效果。对于胡温新政来说，已经非常不容易了。因为，不可能做好全部的每一件事，就像无论怎样详实的调研，也不可能掌握全部的信息和进行所有的客观分析一样。

当然，谁也无法预计最后的后果，虽然时间不在我们这一代人手中。但我知道回到过去一定是最糟的选择，从单纯的中国历史的角度来看，却有可能作出如此选择。

我还是乐观地看待中国的城市化，因为城市化进程所带来的抽象而系统性的生产关系的变化，将冲击原有农业社会的直接而单纯的生产关系，有可能改变导致城市化失败的前置条件，也就有改变历史宿命的可能。当然，像我们这样的国家和民族城市化付出的代价太大，这还是与制度选择的前置条件有关。而没有这些推进自我蜕变的变化或试验，也许代价更大，因为我们难以想象如何反复通过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机制来凝结共识，更不愿意经历短暂的镇痛和付出最小的成本来重组自我弥新的变革。这叫人如何权衡取舍？

或许根本就不用好心人去权衡和取舍，当我们觉得好多事错了的时候，也许它就对了。因为，我们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生活在如此众多的悖论之中。有时，有些无知是因为太了解，有时，有些了解是因为无知，特别是像城市化这样无法控制时间和分散选择的大系统性问题上。

我们本来可以避免陷阱的，但我们没有哪个智慧，我们本来可以不惧陷阱的，但我们可能没有哪个实力和勇气踏过它，如果我们正处于城市化和现代化的陷阱之中呢？如果真是这样，是否可以换成这样的说法：如果我们没有智慧和能力选择更好的教育来避免这个陷阱，是否应该更好的心态地接受和反思教训？

的确需要反思，但不是我们常见的反思—强化—偏见模式，希望更像贵报许知远先生那样的反思—批判—前瞻的模式。

读者：孙健（重庆市人大代表、重庆海特会计师事务所合伙人）

2007年9月17日凌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