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两会”，海外传媒和国际社会对中国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最关注的往往是GDP，但正如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胡鞍钢所说，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已把重点从GDP转向了民生。

而民生问题中，又以困扰中国多年的三农问题最为棘手。被称为“亲民总理”的温家宝星期一（3月5日）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就在多个范畴广泛涉及农村问题。

中国以农业立国，农业是重要的经济基础。但同时，农民问题在中国又几乎是贫穷问题的代名词。

中国对农业问题不能说不重视，众所周知每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是关于农业的。

中国对贫困问题也同样不能说不重视而且扶贫成果客观。

贫困统计的数字游戏

农村、农业、农民这”三农”问题每年都是历届总理政府工作报告的重头。温家宝今年在报告开头便指出在过去一年，已在25个省市和2133个县初步推行了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1509万名农民享受了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又说今年中国将在全国范围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

报告还提出，今年要在全国农村全部免除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杂费，给农村贫困家庭学生免费提供教科书，中国全国财政安排农村教育经费2235亿，还会安排补助资金101亿元推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

可以说，如果这次政府工作报告中有关农村教育、医疗、社保的政策都能落到实处，农民必将感恩戴德，中国农村再稳定20年没问题。前两年我们看到了了取消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在农村是何等的深受欢迎，因为哪怕区区两百块税钱也是农民每年能看到的现金中好大的一笔。

推行这次报告中的促使，当然解决农村贫困问题，但另一个情况是中国农村实际贫困问题仍然相当严重。

中国政府设定的贫困（年收入人民币683元，即每天不到人民币2元）和低收入标准（年收入人民币958元，即每天人民币2.6元）和国际公认的人均每天1美元（约人民币7.74元）的标准相去甚远。

因此可以推测，中国的实际贫困人口或者说国际标准的贫困人口仍远远高于官方数字。

扶贫需要新思路

中国的扶贫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演化成为官僚政治表演的一部分，所谓”科技帮扶”，所谓”变输血为造血”，中央政府的良好意愿最后往往成了地方上项目的借口，因为有项目就有资金，由资金就有油水，部分地方官员当然希望永远这么”扶贫”下去。

因此难怪中国社科院都有学者表示，每年为2000多万贫困人口投入200亿元扶贫，还不如每人每年1000元分发给他们，也好让实际的贫困人口得到更多实惠。

另外，所谓通过发展”现代农业”脱贫，似乎更像痴人说梦，因为中国当前无论是一家一户的小规模经营模式还是农村两、三亿的剩余劳动力都使要求规模、技术而不需太多劳力的现代农业遥不可及。如果当作新政策推开去，弄不好又会劳民伤财。

中央电视台记者日前在 “新农村建设”记者会上的的提问反映了类似的情况。

这位记者说， “在我们实际对农村采访过程中会遇到这样的问题，有些地方把新农村建设简单理解为了新村建设，搞大拆大建或者是形象工程，表面上看农村的面貌发生了变化，但实际上农民的利益却受到了损害，还增加了农民的负担。”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也承认，有一些地方把新农村建设理解为新村庄建设，要农民拆掉旧房子、盖新房子。结果增加了农民的负担，给农民带来伤害。

“失地农民”：一个潜在的风险

温家宝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说：”一定要守住全国耕地不少于18亿亩这条红线。坚决实行最严格的土地管理制度”。这话无疑透着中国领导人的隐忧。

事实上中国农村之所以稳定，城里的农民工之所以受到百般欺凌仍不反抗，农村的土地承包制度是一个重要原因。

和其它许多出现城市贫民窟的发展中国家非常不同的是，中国的农民工在城里无论到了什么样艰苦的境地都还有退路，因为家乡还有一块承包地，实在不行还可以回家种地。

正因如此，未来农村最大的危机在于盲目城镇化带来的农民失去土地问题，所谓”新农村建设”在很多地区正加剧了土地流失。

而失去土地的农民往往很快失去给他们作为赔偿的”厂里”工作，空有”城里”身份，沦入连普通农民工还不如的境地。

农民工：农村问题的延续与出路

温家宝在工作报告中还指出，过去一年制定并实施了解决农民工问题的政策措施，解决工资偏低和拖欠的问题，政府也会在今年加快建立适合农民工特点的社会保障制度。

中国全国总工会几年前的数字就显示，民工被拖欠的工资高达千亿，相当于每人一千块。而这几年仅北京一个地方拖欠的民工工资就有两百多亿，高于政府每年的扶贫款。

可以说，如果政府能确保一亿多民工都及时拿到工资，农村的问题几乎不用政府操心，农民工如果能按时把工资拿回家，不只是农村经济，甚至整个中国的内需都可能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