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加藤嘉一

最近我的一个中国朋友为了参加电台主持人大赛，创作了一个录音作品，主题是“80后看待08年”。他问我，作为一个关注中国的“日本80后”，在我的眼中，2008年的哪一件事最值得关注，我的回答是：“中国的80后第一次登上政治舞台，让世界认识了自己，这就是2008年最大的新闻”。

“80后”是汉语中的一个比较新的名词，据说其第一次出现是在2002年世界杯的时候，杂志上用这个词来描述年轻的选手。后来就推广到别的领域，所有出生在1980年至1990年之间的年轻人，都被统一称为“80后”。由于在成长中遇到了计划生育、改革开放、国家转型、外来文化冲击等剧烈的变化，中国的80后与之前、甚至之后的一代人在思维方式、价值标准、处事风格等方面都有着非常大的不同。于是，“80后问题”出现在了人们的视线里。

在中国，对这个问题的关注，首先以“批评”的形式出现。甚至在80后长大以前，由成人控制的舆论就已经达成一致，把他们形容为懒惰的、不能吃苦的、心理脆弱的、自傲的、崇洋媚外的、不了解社会的、崇拜金钱的、物质的、浮躁的、缺乏信仰的、空虚的、垮掉的、被宠坏了的一代，后来，相对保守的舆论又给他们加上了不会服从的、不孝敬父母的、不会合作的、叛逆的、目空一切的、不知感恩的等属性，而自由派则认为他们是从众的、缺乏自主意识的、容易被利用的、迷茫的一代。上述的这些指责当然都是基于事实的，但却充满了矛盾。究竟是什么造成了这些现象呢？

来自城市的中国80后，是世界历史上第一代基本上由独生子女组成的一代人，这是关于他们的一切问题的最根本的出发点。家庭是社会的缩影，没有兄弟姐妹，就意味着一个家庭不能很好地模拟社会，在这种家庭长大的独生子女，将面临难以适应外界的问题。

首先，独生子女只和父母在一起，意味着缺乏与同辈人的沟通和交流，进入社会以后，就自然而然地显得内向、孤僻等；其次，“父母”和“兄弟姐妹”毕竟是两代人，兄弟姐妹之间往往会自动地形成“互相照顾”、“共享资源”等同辈人才会有的观念，缺乏这种经历的人，便会显得“自私”和“冷漠”；第三，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系也很重要，对于世界上的多数人来说，哥哥和姐姐都是崇拜、服从和学习的对象，而对弟弟和妹妹的照顾可以使自己领悟到自尊、荣誉感和义务，把这两种体验带到家庭之外，便成为社会中的通用准则。然而，中国的80后却特别缺乏这一切，他们学习社交准则的地方只能是学校里的班级，结果没有年龄差异的班级大大强化了“个人主义”、“平等主义”和“自我中心主义”的概念。我认为，即使西方的思想没有传入中国，只要中国实行了计划生育，这些问题仍然会出现。

当然，社会的影响力在把80后与他们的前一代隔绝起来的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过去我曾经想象中国是个“举国一致”的国家，所有学生都带着红领巾，有着相同的思考方式。但在刚开始接触中国的同龄人的时候，我就发现他们经历的社会剧变之多，以及他们内部之间思想的差异之多，都是这个年龄的日本人难以想象的。比如教科书问题，日本的教科书虽然引起了国际上的争议，但那是个别出版社的问题，真正的主流课本不会有那么大的变动。而在中国，当许多80后在中学里学历史的时候，历史教科书每年都得按照当年的政治气氛重新修订一回，有时候来不及修改教材，上级就直接下发通知“以下历史事件不列入考试要求……”。历史都能这样变化，更不要说时事政治。有个中国朋友跟我说，他在同一所学校里，小学受传统社会主义观念教育，初中受自由派教育，高中第一课则是“防止和平演变”。所有这些教育，都在80后的思想中留下了不同程度的影响，而对不同主义的吸收程度，则使80后的政治观点呈现出极其复杂的特点，对任何问题都难以形成一致意见。与在这种多元化的环境中长大的中国同学相比，日本的80后反而像是在所谓“举国一致”的国家里长大的一样。在我看来，这种状态既然能够阻碍日本年轻人理解中国年轻人，同样也能够在某种程度上阻碍其他外国人、甚至中国的老一代理解中国年轻人。而对于生活在这种环境中的中国80后来说，在某些敏感的问题上随便地宣扬自己的观点，就会有失去朋友的危险，所以还不如沉默一些的好，真到了某些事情需要80后意见的时候，要么是一些思考并不太深刻的人出来随意号召，要么干脆就没有观点，大家都跟着一只看不见的手走下去。

于是，我们就看到了“越是有自己观点的精英，越喜欢从众”的怪现象。其典型的事例，我认为正是2005年针对我的祖国日本的那次游行。在我看来，当时的参加者确实反感日本，但这种反感并没有严重到一定要到街上解决的程度。大多数中国80后参加这次游行的原因，只是接到了那些匿名的短信，想去看看热闹而已。许多“精英”当时也曾经对此发出过反对的声音，但他们总体上成为了旁观者，他们的声音变成了一股细流，直到大部分游行者差不多已经忘了这件事的现在，也没有流完。中国80后“意见领袖”的尴尬，可见一斑。

“越精英越从众”的现象一直持续到了2008年春天为止，打破它的是那个曾对中国80后寄予过极大期望的老人——达赖。据说，达赖支持、或者说默许他的支持者发动那么大规模的示威，其目的之一就是让西方的舆论和媒体多帮他说一些话，以便影响中国与西方接轨的一代年轻人，使他们重视达赖自己所提出的那些“问题”，将来方便解决。结果，达赖的想法差不多完全失败。在组织了一次震动世界的大示威之后，达赖帮助中国80后达成了空前的团结——上一次中国年轻人团结到这种程度，已经是80后出生之前的事情了。中国的80后无论受过哪种教育、信仰哪种主义，都很难对电视前的那些事情无动于衷。而爱国、反对达赖等观念，恰恰为那些内向羞涩、相互不服气的独生子女们提供了难得的共同话题。在那一段时间，中国80后们在各种场合谈论发生在巴黎和拉萨的事情，表达对那个老人的愤怒。有个朋友形容说“骂达赖就像英国人谈天气一样”。还有人说“幸亏达赖是个活佛，要不然早就被我们咒死了”。

在这种场合，中国80后的意见领袖终于有了出场的机会。由于火炬传递路线的关系，首先行动起来的，恰恰是被达赖寄予希望最多的中国留学生，他们在奥运火炬传递的每一个地方都组织起了大规模的集会，在网络上也发动了针对西藏问题的辩论，比如在《经济学人》网络版上的那一次有名的“Lhasa under siege”，还有巴黎集会时李洹的演讲。随后，中国80后还开展了一系列充满了争议的群体行动，比如抵制家乐福等等。无论这些行动到底是不是合理，背后是否有官方的支持，其领导者、参与者的组织能力和思维能力，都已经达到了相当强大的程度，至少可以与过去那些运动中的同龄人相比。从此开始，中国的80后终于在其“意见领袖”的带领之下，在政治和社会的舞台上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后来，中国的80后又发起了地震后的公益服务、奥运会志愿者服务等活动……

总体来说，尽管客观的因素延缓了中国80后的政治成熟，但这种成熟，终于还是在2008年到来了。这一点，就是同样作为80后的我，今年在中国看到的最大新闻。